文/郁达夫

全先生的朋友说：中国是没有救药的了，但中国是有救药得很。季陶先生说：念佛拜忏，可以救国。介石先生说：长期抵抗，可以救国。行边会议的诸先生说：九国公约，国际联盟，可以救国。汉卿先生说：不抵抗，枕戈待旦，可以救国。血魂团说：炸弹可以救国。青年党说：法雪斯蒂可以救国。这才叫，戏法人人会变，只有巧妙不同。中国是大有救药在哩，说什么没有救药？ 继续阅读 →

文/刘宇昆

我儿时的最早记忆之一始于一场哭泣。无论爸妈怎么安慰，我都一直哭泣。于是爸爸放弃并离开了卧室，但是妈妈将我抱进厨房，让我在餐桌旁坐下。 继续阅读 →

文/J.D.塞林格

1936年，我读大一。那一年的期末考试，我挂掉了全部五门课程。根据学校的规定，只要有三门不及格，我就得“主动”转到别的学校去。不用说，我算是铁定得走了。有时候挂三门课的学生还得在院长办公室等上个把小时，但我们这种全亮红灯的连等都不用等：一、二、三，走人。简单极了。这才是我们的风格。 继续阅读 →

文/契诃夫

生活是极不愉快的玩笑，不过要使它美好却也不很难。为了做到这点，光是中头彩赢二十万卢布，得个“白鹰”勋章，娶个漂亮女人，以好人出名，还是不够的——这些福分都是无常的，而且也很容易习惯。为了不断地感到幸福，那就需要：(一)善于满足现状；(二)很高兴地感到：“事情原本可能更糟呢。”这是不难的。 继续阅读 →

文/海明威

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、衣服上尽是尘土的老人坐在路旁。河上搭着一座浮桥，大车、卡车、男人、女人和孩子们正涌过桥去。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，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轴。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，把一切抛在后面，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沉重地走着。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；他太累，走不动了。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，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。完成任务后，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。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，行人也稀稀落落，可是那个老人还在那里。 继续阅读 →

文/李娟

蝗虫来了。

他们说蝗虫来的时候，跟沙尘暴似的，半边天都黑了，如乌云密布，遮天蔽日。人往重灾区一站，不一会儿身上就停满了虫子，像穿了一身又硬又厚的盔。 继续阅读 →

文/许知远

盛田昭夫和井深大正在比赛腕力，他们都穿着工作服，都戴着眼镜，都咧开嘴，露出灿烂的笑容和一排整齐的牙齿。

无拘无束的欢乐轻易从这黑白照片上流淌出来，这是1961年的日本，这个1946年还是一片废墟的战败国，如今站在复苏的入口。这对亲密的朋友已经相识了17年。 继续阅读 →

文/鲁迅

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，曾有人说，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，要绝种的。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，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，叫作“给他冷清冷清，冷清得他要死！”但是，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，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，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，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。不过不会说还好，一会说，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。 继续阅读 →

文/林语堂

中国人的脸，不但可以洗，可以刮，并且可以丢，可以赏，可以争，可以留，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，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，也不为过。在好的方面讲，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，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，莫为已甚。这虽然有几分知道天道还好，带点聪明的用意，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。在不好的方面，就是脸太不平等，或有或无，有脸者固然极乐荣耀，可以超脱法律，特蒙优待。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。 继续阅读 →

文/ 冯骥才

其貌儿不扬，短脖短腿，灰眼灰皮，软绵绵赛块烤山芋；站着赛个影子，走路赛一道烟儿，人说这种人天生是当贼的材料。没错！小达子眼刁手疾，就是你把票子贴在肚皮上，转眼也会到他手里，还保管叫你不知不觉，连肚皮贴票子的感觉也没变。可他最看家的本事，是在电车上。你在车上要是遇到他，千万别往他身上靠，否则你身上有什么，就一准没什么。 继续阅读 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