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巷口老树下 史铁生

路灯昏黄。飞蛾冲撞着欢聚的蚊群。正是晚饭后乘凉的时光,小巷口上喧闹如常;女孩子们踢踢踏踏地跳皮筋,男孩子风也似的追逐喊叫,姑娘们借着路灯的微光飞快地编织着,老太太们则在抱怨今年的西红柿涨了价,西瓜也不甜。

老槐树的枝叶一动不动。小巷里弥散着蒸腾的暑气。老槐树旁聚集了一个兴奋的人堆:赤亮的脊背和鲜艳的衬衫交相辉映,各式发型黑乎乎地扎在一处,不断爆发出激动的叫喊:“国徽!麦穗!麦穗!国徽!……”那是在用五分的钢傰儿算命。 继续阅读

消逝的钟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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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史铁生

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,我大约两岁多。

我记事早。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,是斯大林的死。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,奶奶抱着我走近看,说:斯大林死了。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,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。在奶奶的琢州口音中,“斯”读三声。我心想,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,这个“大林”当然是死的呀?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,把“斯”读成三声,觉得有趣,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。多年以后我才知道,那是1953年,那年我两岁。 继续阅读

喜欢与爱

喜欢与爱

文/史铁生

说真的,我并不喜欢我的家乡,可扪心而问,我的确又是爱它的。但愿前者不是罪行,后者也并非荣耀。大哲有言,“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”,故有权不喜欢某一处“被抛到”的地方。可我真又是多么希望家乡能变得让人喜欢呀,并为此愿付绵薄之力。 继续阅读

我二十一岁那年

我二十一岁那年

文/史铁生

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房,除去1号2号,其余十间我都住过。当然,绝不为此骄傲。即使多么骄傲的人,据我所见,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。1号2号是病危室,是一步登天的地方,上帝认为我住哪儿为时尚早。

十九年前,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。那时我还能走,走得艰难,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。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:要么好。要么死,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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