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回国，下机场时心中往往已经如临大敌，知道要面临的是一场体力与心力极大的考验与忍耐。其实，外在的压力事实上并不大会于扰到内心真正的那份自在和空白，是可以二分的。

最怕的人，是母亲。在我爱的人面前，“应付”这个字，便使不出来。爱使一切变得好比“最初的人”，是不可能在这个字的定义下去讲理论和手段的。多年前，当我第一次回国，单独上街去的时候，母亲追了出来，一再的叮咛着：“绿灯才可以过街，红灯要停步，不要忘了，这很危险的呀！” 继续阅读 →

文/三毛

1971年的夏天，我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。

不知是到美国后的第几天了，我去找工作回来，慢慢地往住的地方走。那时候身上只剩下一点点钱，留下来是大问题，又找不着事情做，心里很茫然。穿过学校时，我低着头，走得很慢很慢。 继续阅读 →

文/三毛

一九八二年冬天，经过北极，转飞温哥华，经过温哥华，抵达了大约生存着一千两百万人口的墨西哥城。

初抵墨西哥的大都会，又可以讲西班牙语，心情上欢喜得发狂，因为不须再用英语了。

对于某些女人来说，墨西哥风味的衣饰可能完全不能适合于她们。可是在台湾，就齐豫和我来说，这对民族风味的东西，好似是为我们定做的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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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三毛

两年多以前的夏天，我回国去看望久别的父母，虽然只在家里居住了短短的两个月，可是该见的亲友却也差不多见到了。

在跟随父母拜访长一辈的的父执时，总有人会忍不住说出这样的话来∶“想不到那个当年最不爱念书的问题孩子，今天也一个人在外安稳下来了，怎不令人欣慰呢！” 继续阅读 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