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要出嫁的女儿开始搬家。先提走了三箱衣服，再拿出一盒化妆品和两个枕头、四个玩偶。最后，搬走了自己房间的小电视。

一直为女儿拉着门的母亲，看见小电视，突然掩面而泣。

女儿呆住了，匆匆把电视放下，过去安慰母亲： 继续阅读 →

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：一道灰白色的、几乎不间断的弧线，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。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，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。那片土地的主人，卡多索，起先不愿意出售。我听说那个英国人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主意：他把伤疤的秘密故事告诉了卡多索。英国人来自南里奥格朗德边境地区，不少人说他在巴西干走私买卖。红土农场的土地上荒草丛生，河水苦涩，英国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跟雇工们一起干活。据说他严厉到了残忍的地步，不过办事十分公道。还说他爱喝酒，一年之中有两三次躲在那个有凸肚窗的房间里，猛喝两三天，再露面时像打过一仗或者昏厥之后苏醒过来似的，脸色苍白，两手颤抖，情绪很坏，不过仍旧跟先前一样威严。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，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色的小胡子。他跟谁都不来往，他的西班牙语也确实差劲，讲起话来像巴西人。除了偶尔有些商业信函或者小册子以外，从来没有人给他来信。 继续阅读 →

赌场里没有常胜将军，人赌者总是输多贏少，连一个个赌王最终也死得惨惨。但无论这一高风险是如何明白无误，无论胜出概率在专家们反复计算之下是如何的微小，赌业自古以来还是长盛不衰。赌徒们从来不缺乏火热的激情、顽强的意志以及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。原因很简单：他们的眼中多是成功，没有失败，总是把希望情不自禁地放大，诱导自己一次次携款前往。 继续阅读 →

为了庆祝开猎，德.贝尔特朗侯爵家里举行了宴会，这时候宴会快结束了。十一个参加打猎的男人，八个年轻妇女和当地的那位医生，围着大桌子坐着。桌子上灯火辉煌，摆满了各色水果和鲜花。

他们谈到爱情，于是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，争论的还是那个永远争论不完的老问题：一个人只能认真地爱一次呢，还是能爱几次。有人举只认真爱过一次的人做例子；也有人举出曾经狂热地爱过多次的人做例子。一般说来，男人都认为爱情像疾病一样，可以不止一次地侵袭同一个人，如果有什么障碍挡在面前，甚至会置他于死地。尽管这个看法难以驳倒，可是妇女的意见却往往是以诗意而不是以经验做为根据，她们认为爱情，真正的爱情，伟大的爱情，一辈子只能有一次；而且这种爱情就跟霹雳一样，一颗心被它击中，从此就被破坏、烧毁，变成一片废墟，其他任何强有力的感情，甚至连任何梦想也不能再在里面生根发芽了。 继续阅读 →

“金桂嫂，您家秋生把俺家大胖的爬犁摔坏了，还把俺家大胖的鼻子打破，淌了那么多血，您也不管教管教他。”莲叶站在半人高的土墙边，恼怒地向邻家院里说。

金桂正在院子里喂鸡，听到莲叶的话，把手中的高梁往地上一撒，两条眉毛刀一样竖起来，说：“莲叶，看在姊妹的份上，看在邻墙隔家的面儿上，我没好意思去找你，你倒找上我来了。真是马善有人骑，人善有人欺！”

“孩子打了人，还不让找啊？你讲理不讲？” 继续阅读 →

我的童年是在台北市温州街和云和街之间度过的，那是个很特殊的地方，好比卡萨布兰加或伊士坦堡，处在多种文明交会之处，撞击出异样的火花。

温州街的两侧，住的多半是台大教授，最记得正对门有位陈姓的老书法家过世，他那学者儿子号哭：“爹爹啊！爹爹啊！”连着哭了半个月都不止。

我家右邻也令我怀念，最先住着一对老夫少妻，想必师生恋，那年轻貌美的妻子，总娇声细气地喊“老师！老师！”她一喊，我老爸就说：“又喊了！又喊了！”我老妈则会瞪他两眼：“又没喊你，你听什么？” 继续阅读 →

最好的朋友，也许不在身边，而在远方。

他跟你，相隔十万八千里，身处不同的国家，各有各的生活，然而，你却会把最私密的事告诉他。 继续阅读 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