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夜以后，雾愈来愈浓，酝酿了三四天，雨还是下不畅快。到了晚上，空气里的水分通通挤了出来，凝成一团团软瘩瘩的水雾，挂在半空中，又湿又重，经过霓虹灯一照，西门町的上空变成了一大片潮湿的霉红色。 继续阅读 →

在同一车厢的同一隔间里，两位旅客同时找到了自己的铺位，都是下铺。他们谁也顾不得瞧对方一眼，忙着把随身带上车来的大包小包塞到货架上去，然后坐到车窗跟前来，火车启动了。

他们先后坐下，掏烟、点火、嘘出一口浓烟，上车时的紧张忙乱情绪舒缓下来，心地踏实地开始旅途生活了，这时才转过头来，打量坐在对面的旅伴。俩人的目光一经相遇，几乎同时惊奇地叫起来：

“啊呀！是你——” 继续阅读 →

竹林村刘桂香阿婆已是69岁高龄，又患心脏病，风烛残年，朝不保夕，本应后人侍奉，偏偏不争气的独生儿子李明生好吃懒做，三十几岁还是光棍一条，两年前又因诈骗罪被判刑5年，现在在劳改农场服刑。刘阿婆日子过得艰难，巴不得早些断了四两气，让三尺黄土盖住身子。幸而村主任钱旺是个敬老助贫的好青年，经常给她送柴送菜，嘘寒问暖，解决生活中的困难，这才使她有活下来的信心。 继续阅读 →

断桥镇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三米多宽的石巷，一条是四米多宽的夹河。三排民居就是沿着石巷和夹河次第铺排开来的，都是统一的二层阁楼，楼与楼之间几乎没有间隙，这样的关系使断桥镇的邻居只有“对门”和“隔壁”这两种局面，当然，阁楼所连成的三条线并不是笔直的，它的蜿蜒程度等同于夹河的弯曲程度。 继续阅读 →

大陆人和台湾人很容易看见香港之所缺，譬如香港的书店很少，二楼书店很小，在品质上完全不能和台北的诚品或金石堂相提并论，在量体上不能和上海或深圳书城来比。譬如香港缺少咖啡馆或茶馆文化，既没有上海咖啡馆那种小资风情，也没有北京酒吧的前卫调调，更没有台北夜店的知识分子“左岸”气氛。 继续阅读 →

君特·格拉斯在《铁皮鼓》里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。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，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。在冥冥之中，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，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。这个故事太过神奇，但很有意思。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，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。 继续阅读 →

近代以来，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。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，到上海旅行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。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，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，说得响亮一点，可以称之为“上海文明”。一个外地人到上海，不管在公共汽车上，在商店里，还是在街道间，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，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，而是这种上海文明。 继续阅读 →

“今天我打起精神去上工，求主保佑我不做偷懒虫。如果天没黑我已经死掉，求主保佑我的工作没有毛病。阿门。“

“强尼，你要再不起来，我就不给你一点东西吃！”

这种威胁对那个孩子已经不起作用了。他仍旧不听调动地睡在那儿，尽量地想多迷糊一会儿，就像梦想家追求好梦一样。他松松地握着拳头，像抽筋一样，有气无力对半空中里打了几下。这几下本来是想打他母亲的，可是她很熟练地避开了他的拳头，抓住他的肩膀，使劲地摇晃着他。 继续阅读 →

家父早餐喜欢吃猪肠粉，没有馅的那种，加甜酱、油、老抽和芝麻。

年事渐高，生活变得简单，佣人为方便，每天只做烤面包、牛奶和阿华田，猪肠粉少吃。

我回家陪伴他老人家时，一早必到菜市场，光顾做得最好的那一档。哪一档最好？当然是客人最多的。 继续阅读 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