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王文华

清明节，我们去爸爸墓前。妈妈、哥哥和大嫂布置鲜花和水果，我和六岁的姪子拔两旁的杂草。

「为什么要拔草呢？」姪子问。「因为这是爷爷的家啊，就像我们家一样，如果地上有脏东西，当然要清理干净啊！ 」

我们上香、烧纸钱，火灭了之后，妈妈从黑色外套口袋中拿出一个手掌大的红色小包裹，像包着中药材。我注意看，上面是潦草的毛笔字迹，我只看出「丰乐镇」三个字。

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知道是老家来的东西。

家，对我来说是个疏远的概念。回家的路，总比离家的路漫长。小时候，爸妈把我们送进管教严格的私立小学。我们住在民生社区，却要到景美兴隆路去上学。那九年唯一的感觉是：为什么我家住得这么远？每天早上，我坐车到新生南路的清真寺，再换253到兴隆路。有时候起晚了，爸爸得开车送我，再赶去上班，最后总是迟到。

有一天起晚，被爸爸说了一顿，我一气之下大吼：「谁希罕你送啊？」甩了门去坐公车。

那天下大雨，车特别挤，摇晃到清真寺，我快要吐出来。公车停下，一名乘客用手把窗上的雾气擦掉，我竟看到爸爸的车停在车站旁。他的雨刷快速转动，两边的煞车灯焦急地闪烁。

他身子向前倚，撑着方向盘，睁大眼睛注意来往的公车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没有下车。我从来没有问爸爸在那里等了多久。那个早晨，我的家在清真寺，我宁愿跟陌生人挤在公车上，不愿回家。

上高中后，参加社团，每天七点出门，十一点回家。上大学后，把户籍迁出台北，为了申请六人一间、又脏又臭的宿舍。自以为长大了，就觉得回家是一件不酷的事。

学校拱门长廊，图书馆有浩瀚的典籍。家里只有蟑螂，和生锈的热水器。学校有校园美女，女一舍的门口种著禁果。家里只有发福的阿姨，和没有收好的麻将桌。家，就像饭店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：每天早上离家时，可以拿妈妈留在茶几上的零用钱。

当兵是第一次真正离家，长年在家中得到的纵容和尊重，瞬间消失。以前一回家就关门，

现在睡觉时可以听到一百多种不同的打呼声。以前是爸妈叫你起床，现在是你站完卫兵去叫排长。第一次，感到家的可贵。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体会，所以晚上洗澡时间，蓝色公用电话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，有些人一讲就是半个小时，你气得想拿刺刀把他分尸。

一个礼拜一次，我们收到家书。一个月一次，和家人坐在营区的大树。我不再是大少爷了，我是空军的新兵，睡在僵硬的木板床上，失眠到天明。

出国念书的那晚，我和爸妈在机场告别。什么时候再见面，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我在早上到达旧金山，朋友接我到学校。我领了钥匙，搬进宿舍，坐在自己的房间，打开窗。外面是茂盛的树和灿烂的加州阳光，我终于到了天堂，但那一刻，一向自信的我开始慌张。有一些东西不见了，我们虽然努力用各种方式去找回它，但其实都在隔靴搔痒。

在国外，台湾学生遵循着农历，想尽各种方式联谊。春节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，我们租下校内的活动中心，举办舞会和卡拉OK。挤在同学家里，麻将打到筋疲力尽。我们包粽子，形状和馅都推陈出新。开国事论坛，有人故意要讲台语。因为寂寞，爱情也变得容易。离家的我们睡不安稳，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别人的体温。

第一封家书，在我开学后一个礼拜寄到。爸爸在信中叮嘱我「出门在外的十一大注意事项」：

「一、开车上路前，先检查汽油与水箱水量是否足够……四、休息与睡眠要充足，熬夜对身体不好……」我是史丹佛的MBA，爸爸担心我的车忘了加水。我的GMAT考得比谁都高，但爸爸担心我不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。

半年后，妈妈来看我。「你早餐都吃什么？」她问。「我会煎蛋饼！」我从冰箱冷冻库中拿出超级市场买来的葱油饼，丢到平底锅中，上面打一个蛋。她摇摇头：「你至少要学会做红烧牛肉，这样可以吃牛肉面！」临走前，她煮了一大锅，够我、以及我在美国所有认识的人，吃一个礼拜。她把做法一条一条地写在纸上：

「一、牛肉切成块状。二、把姜打碎。三、葱切成长段。

四、胡萝卜切成块状（要削皮！）……」

洋洋洒洒，也写了十一条。儿子自己住半年了，

妈妈挂念的还是：

他会不会不知道胡萝卜要削皮啊！

后来我当然从来没去做红烧牛肉，但当我感受到课业压力时，我总是在心中默念：「要削皮！要削皮！」那三个字成了我的大悲咒，念着念着，我平静下来。

对留学生来说，回台湾表示你没有办法。没有人毕业后要立刻回去，大家都想拿绿卡。

为了留下来，我们愿意低头，去华人的公司做大材小用的工作。为了打进美国人的生活，

有些留学生甚至刻意不和台湾人交往，甚至以此为荣。但我们虽然一心一意想移民，

孤单时哼的还是「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」。朋友来美国玩，最渴望他带来台湾最新的CD。我们开老远的车去买《世界日报》，只是想知道台湾两三天前的消息。住在校外的同学接cable，看得到台湾的电视新闻。看到立法院打架吐口水，我们竟欢呼起来。美国幸福地让人觉得虚幻，但你永远只能旁观。台湾又脏又乱，但至少还有东森主播王佳婉。

出国后，搬家成了常态。到了最后，不常用到的东西干脆放在箱子里不拿出来。我毕业后开始工作，没在一个地方待超过一年。一九九四年，纽约。九五年，东京。九六年，佛罗里达。

在东京，公司在繁华的六本木帮我安排一间公寓。搬进去的那晚，坐在客厅里看到远方大楼顶端的霓虹灯，听着电视主持人兴奋的日文，我的胸口很闷。在佛罗里达，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海滩帮我找到豪宅。

我在四个房间之间走来走去，不知道该睡哪里。回到纽约，周末下午在大楼的地下室，

注视着烘干机里滚动的衣服。烘完后，我拿出衣服，发现内衣还是台湾带来的。

我离家好远，整整差了十二个小时。但令我激动的，竟然只是内衣上的标志。

离家七年后我回到台湾，一切如常，仿佛我从未远离。家，还是像从前一样，有时给你温暖，有时令你抓狂。家人，没有太大的改变，有时无话不讲，有时要小心轻放。妈妈有时会来我住的地方，帮我烧开水。对于长大的儿子，这是她少数还能做的事。妈妈烧水时，习惯把水壶里剩的一点点水倒在一个杯子里，再把壶装满生水去烧。

我不解地问：「为什么要把剩下的水倒在杯子里？」她说：「因为烧开的水很烫，几小时之后才能喝。那几个小时你可以先喝前一壶的冷水。 」

那时我终于了解：家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址。

任何地方，当家人对你表现出细心、体贴、没必要的担心，

和无心的贬抑时，那就是家。

它可以在清真寺，可以在民生社区。

可以在台湾，可以在美国。

可以在冷水和蛋饼之间，

也可以在那碗你永远没有做的牛肉面。

清明节那天，当我们要离开爸爸的墓地时，

妈妈打开手上红色包裹，里面竟然是稀疏的泥土。

她走到棺木上方的草地，一撮一撮，把包裹里的泥土撒在草地上：

「我回老家去了，带回来一些家乡的土，撒在这，你就等于回家一样了。」

我走上前去，拍着妈妈的肩。

她说：「这些土撒在这里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我原本以为闷在包裹里那么久，

土一定变黑了。没想到老家的土和这里的土，其实都一样。 」

那些土离开妈妈的手，落在地上、飘在风中，就再也看不见了。

在那一刻，我，曾经住过那么多地方的我，

没有人再提醒熬夜对身体不好的我，

在热水太烫时总有一杯冷水可喝的我，终于回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