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，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，现在正是中午。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．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，然后就要投入工作；在正午时分，他的精力最为充沛，但已隐隐感到疲惫；到了黄昏时节，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，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。按我这种说法，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。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。我知道在中国，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。把儿女养大，自己就死掉，给他们空出地方来——这是很流行的想法。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，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：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。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，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。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：副系主任、支部副书记、副教授、某某教研室副主任，等等。假如能把这些“副”字去掉个把，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，但这些“副”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，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：一是生卒年月。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；这就是说，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：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，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，写别的都是多余的，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……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，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。 继续阅读 →

有一天，我挑着担子从桥上走过，听到他们在说翘鼻子许阿三死掉了，我就把担子放下，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脸上的汗水，我听着他们说翘鼻子许阿三是怎么死掉的，他们说是吃年糕噎死的。吃年糕噎死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以前听说过有一个人吃花生噎死了。这时候他们向我叫起来：“许阿三……翘鼻子阿三……”

我低着头“嗯”的答应了一声，他们哈哈笑了起来，问我：“你手里拿着什么？”

我看了看手里的毛巾，说：“一毛巾。”

他们笑得哗啦哗啦的，又问我：“你在脸上擦什么？” 继续阅读 →

阿旺和我读同一个小学，低我两个年级，所以之前我并不认识他，不过他倒知道我，因为小学时代我是学校升降旗典礼的司仪。

遇见他的时候，我已经十七岁，他十五岁，两个人都已经在台北工作了。

阿旺做事的铁工厂和我住的地方其实就在同一条巷子里，只是没碰过面，直到有一天房东叫铁工来装铁窗，扛着铁架的小助手看看我，忽然笑着说：“你不是那个……升旗典礼开始，全体肃立吗？”

之后只要有空，他就会跑到我租的小房间里，讲讲话或者看我房里为数不多的杂志和书。 继续阅读 →

他一进门，就出来一个白发老头。青年推销员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。

“喔，喔，可回来了。你毕竟回来了。”

老头脱口而出。 继续阅读 →

我问大泽过去他吵架时打过谁没有。

大泽仿佛看什么刺眼东西似地眯着细长的眼睛注视着我。

“怎么问起这个来了呢？”他说。

那眼神无论怎么看都不像平时的他，其中有一种活生生的东西放射着尖刺刺的光。但那也仅限于一瞬之间，他迅速把光收回，恢复了平素温和的表情。  继续阅读 →

不知道是哪儿的一座大山，山崖下边有一所房子。

大概是樵夫住的吧。

不，不是的。

那么，一定是狗熊住在里面了。

不，也不是的。

那儿只住着一个红鬼。那个红鬼的体形、相貌都和小人书上画的那种鬼截然不同。但是，他同样瞪着两只大眼睛，头上长着仿佛犄角一样尖尖的东西。 继续阅读 →

爸爸十六岁那年从嘉义跑到九份附近的矿区工作。十六岁还不能进矿坑，所以他在炼金工厂当小工。

他发现工厂里有一个年长的女工几乎每天以泪洗面，于是善意地问人家出了什么事，那妇人说她儿子在山上工作时中暑死了，十六岁，跟他一样大。 继续阅读 →

对面这女人，一边嚼着，一边掀动两片油乎乎的嘴唇不停地说。他觉得恍惚，是在不该睡的时候睡、从不该醒的地方醒来时的难过，每到这种时候，他会一时想不起自己是谁，或者为了时间被如此度过而惊讶。比如说，他竟然和这女人在同一张床上睡了十五六年，也包括那些夜班在内。此外，还有点儿庆幸，毕竟不用再和她睡在一起了。看看她现在的样子吧：穿那种半镂空的黑色紧身低胸上衣，领口和袖口都绣着大花；头发焗成暗红色，有谁能看出来她本来想要什么色么；把过去文的“半永久”眉形也洗掉了，用粗笔重新画过，她一边说，腮帮子和脖子上的肉就跟着颤动，那两道黑粗线还是死的。他看得出，为了见他，她是打扮过的。这一打扮，她年轻时的冤魂仿佛飘荡在附近什么地方，那时的她，虽说也不是多好看，但清清净净，像个正经的早上。他撇过头，去看窗子，夜色落了下来，窗户上映的都是饭馆里的黄色灯光，她的侧影，还有桌上的酒菜。他俩要了盘拌凉菜，酸菜馅饺子和酱焖的“牛尾巴”鱼，他点过啤酒之后，又要了盐炒的花生米。 继续阅读 →